历史在文本化过程中,叙事与内容二面一体,历史叙事不仅承载内容,更是撰史者思想意识与历史观的体现。而翻译研究对历史文本的考察,重“内容”轻“形式”,讨论集中于知识迁移、史料存真、术语翻译等,缺少对历史叙事的必要关注,因此难以发现历史文本翻译中更为隐性又关乎主旨的问题,如译者通过改变历史叙事进行细部重写、加入新的历史理解等。本文以英国汉学家道格思(Sir Robert K.Douglas,1838—1913)译本The Life of Jehghiz Khan(《成吉思汗》)为例,以海登·怀特(Hayden White)美学、认识论与道德三个维度相对应的三种叙事策略-情节化解释、形式论证、意识形态蕴涵-为分析框架,揭示译者通过细化故事情节、增加转义认知以及道德评述等文学手段,从审美、认知、伦理三个方面构建新的历史叙事,指出历史翻译远非语言转换,更是通过特定手段构建不同的叙事形式,加入自己的历史理解。希望本研究为历史文本翻译的考察提供案例参考,以开启新的思路。
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出现以驻华使节为主体的新一代汉学家,道格思勋爵(Sir Robert K.Douglas,1838-1913)位列其中,但因其译述主题偏重中国现实与通俗知识,而非围绕经典文本和思想展开,少有关注。本文以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汉学实用主义转型为背景,从文本话题选择与知识结构、副文本与知识语境构建、特殊翻译策略与知识生产杂糅三个方面考察,发现道格思译写活动的知识传播与生产的逻辑:以事实性知识积累为基础,概念性知识为辅,推进读者理性认知,最终接受译者的元认知知识。究其原因,道格思处在英国汉学转型期,他率先从以经典译介为主的文化思想抽象层面,转向知识生产的实用层面,罕有先例可循,简单的知识搬运亦难通行,因此在中国文化译介与研究中形成“选择、构建与杂糅”并行的特殊知识传播与生产方式。
